离年初国务院出台吸引外资“20条”才过去7个月，16日，国务院又再次印发了促进吸引外资的文件——《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，这也成为自去年底全国人大对“外资四法”做出修改后的半年多来，国家再一次因为吸引外资祭出“大手笔”。

    相较于年初的“20条”，16日发布的《通知》是“20条”更具有操作性的“延续版”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告诉记者，在“20条”的基础上，《通知》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分解，指明了具体负责的部门，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方案。而由于国内涉及外资管理的部门多达30多个，因此，对任务进行分解将有助于措施落地，也可以让各部门继而出台更具体的配套措施。

    《通知》涉及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、制定财税支持政策、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、便利人才出入境和优化营商环境五个方面的22项措施。特别是在“优化营商环境”方面，《通知》涉及到税收、土地、利润的使用和汇出、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，对如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具体内容作出系统的列举，并分解到各部门负责具体实施。“这也是《通知》的亮点之一。”桑百川说。

    利用外资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内容，特别是今年以来，利用外资更成为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仅今年以来，鼓励引资的政策红利就接连释放，比如在吸引外资“20条”之后，先后又有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、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、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被修订，不仅进一步缩减了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，也在外资领域推行了“放管服”改革。

    在桑百川看来，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台，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。

    先看最新的FDI数据：8月15日，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7月，我国实际使用外资4854.2亿元人民币，同比下降1.2%。

    “近一段时间，我国高密度出台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措施，一方面是我国的FDI近年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增速上，都出现了停顿状态。特别是制造业的吸收外资，已经连续多年在规模、增速和占比方面下降。”桑百川说，另一方面，当前，国际上对外国投资的争夺正日趋激烈，美欧等发达地区的国家都在积极推出措施以吸收境外投资，希望以此推动其国内制造业的重振，我国因而面临着激励的外部竞争。第三点原因则是，我国对利用外资的重视程度近年来也有所下降。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我国已经有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余额，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最主要目的——弥补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已经转为双过剩，因此也就不需要利用外资了。这也导致了我国利用外资总体上出现停顿，形势较为严峻。

    “外商投资的功能不仅仅是弥补双缺口，对于推动改革、优化资源配置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、技术进步等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此外，无论是‘一带一路’倡议的推进、沿边开放，我们谋求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，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强国，都离不开外商投资。”桑百川说。

   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曾在7月31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，中国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，大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，以改善营商环境作为主要举措。外资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也在深入推进，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，相信下半年中国吸收外资还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。